主題：台北地區防洪計畫
受訪者：許時雄前處長
時間：2008年12月24日上午10時~12時
地點：許宅
訪談人：李宗信
逐字稿整理：林亨芬
我與台北地區防洪的淵源
我接觸淡水河防洪，大概是從民國53年初開始，當時是在第十二工程處(按：42.09.01~66.04.15，後改為第十工程處)；民國56年經濟部成立一個專案小組(按：民國58年5月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成立「台北地區防洪計劃工作小組」)，我便正式參與。民國70年，我臨危受命處理台北防洪問題，70年到85年工程完成為止，共15年。水利局本來處長一任三年，得連任一次，我是情況特殊，破紀錄連任了五次。當了15年處長後，我覺得工程並未完了，在綠化方面還非常需要，所以我毅然辭掉水利局工作，到縣政府待了兩年，主要是整理河川地。算起來，從民國53到87年，共35年的時間，我都致力於淡水河台北防洪工作。
在水利局時我職掌防洪工程，51年我做水利工作，民國62年奉臺灣省政府命令成立「海堤規劃設計總隊」(按：應為民國61年9月)。那時沒有海堤方面的人才，而我剛好在成大學過海洋工程，就被挑出來當隊長。當時的目標就是保護海岸，故發動所有工程司、處長、分隊長、總隊長一起做，現在海堤的整治差不多已將近100%。因為時代改變，現在除了安全外，還要考慮生態、環保等各方面的問題；我雖然已經離開，但現在與成大郭金棟博士重新檢討海堤規劃，要寫一本設計手冊，預備明年(按：訪談當時)交出去。
三期防洪工程的重點
防洪工程分三期，我想是政府不得已的作法。照理講，防洪是安全的保護，應該一次做完。初期計畫是民國71至73年時，是台北市先做堤防，台灣省政府當初根本什麼都沒有，所以初期計畫時把標準降低，實施10年保護標準。10年保護標準就防洪而言不成一個計畫，河川至少都是50年、100年的標準。為什麼會這樣，是因為台北市台北橋端堤防為七米五，所以台灣省這端只做到五米五程度。做完以後，台北市的堤防加高了，馬上，74-76年二期計畫時，就把所有堤防加高至200年保護標準。本來三期要接二期的工程做下去，但是遭受相當大困難：台灣的自力救濟第一個就是從疏洪道開始，遭遇很大抗爭。當初如果照基本方案，要再拆一萬五千多公頃的民房，這些都是在都市計畫區內，所以是個大問題。因此後來委託台大做模型試驗，大漢溪堤距原來750公尺縮到520公尺，因為都市計畫用地只有這麼大；新店溪600公尺縮至500公尺。82年規劃完了以後，83年開始做，到85年堤防才全部完成。
印象比較深刻的群眾抗爭
當初我們最先開闢疏洪道，施工人員一進去，就被打出來。民國71年開始大規模抗爭，他們把省一號道路圍起來(按：民國72年1月4日)，秀出蔣公銅像，要蔣公保護他們。這問題一直沒辦法解決，後來成立一個中心由建設廳長(按：成立「台北地區防洪初期實施計畫工程執行中心」，由建設廳長鄭水枝任召集人)親自坐鎮。當時李登輝是省主席，他說這個疏洪道非開不可，他說，他在農復會時就知道這個案子，當到台北市長時覺得更需要做，現在身為臺灣省政府主席，這個迫切性比當時更嚴重，一定要完成，如果不能開闢的話，他對不起蔣經國總統。所以那時就開始強制實行，到了農曆過年，我們就預備好了，從三重堤防開始做起，連夜開始工作；等老百姓天亮圍過來的時候，我們已經做了600公尺長，那時軍事行動下，幾百部卡車進來，把堤防做好後，再回頭做疏洪道。所以說，台北防洪在工程上其實沒有什麼特殊困難，困難在於用地取得。因為疏洪道那兩條線，雖然是經過政府研究，按照學理來，但是老百姓不聽這一套。疏洪道線內被土地徵收，線外得到保護，好像不公平；且按當年公定價格徵收1坪平均只有1300元左右，但外面價格十幾萬元、二十萬元，所以民眾反應激烈。
有關工法、技術
原來初期計畫是保護三重、蘆洲，主要做三重、蘆洲堤防與疏洪道；二期的時候堤防加高，並有五股排水計畫，當初做的時候並沒有整體規劃，後來覺得那個地方不做的話還是會有淹水的危險，所以就列入工程之中；三期的時候保護新莊、樹林，做大漢溪左岸新莊、西盛、樹林堤防；右岸地區土城板橋做中和、永和堤防，整個連在一起。三期計畫中，堤防共完成64公里、水門31座。照理講一個河川的保護不應是保護一邊淹一邊，但這與政府的財力有關，所以老百姓曾抗爭說台北縣是二等公民。
排水幹線將近49、50公里，抽水站有20座，工法技術上我覺得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。至於橋樑工程，臺北橋、中興橋、華江橋與浮州橋堤座改建，疏洪道則做兩個疏洪道橋。橋樑不但是改建，並利用此機會順便擴大，所以現在的臺北橋、中興橋、華江橋的線道都是立體交叉。
關於施工中面臨的困難，我們60多公里的堤防大概分兩種，一種是梯形堆土，另一種是防洪牆，本來做堤防應該用土堤，但是有很多地方為了減少拆遷，不得已改成防洪牆。就土堤而言，是逐次將土一直填高外面加保護。比較不同的是，因為台北地區相當重要，這個工程除了前方滾壓以外，前坡用40公分混凝土、後坡用20公分。為了怕破堤，堤頂又敷了一層瀝青混凝土。到第三期的時候，我又想到，在都市裡混凝土對美觀是一大傷害，所以第三期開始所有土堤堤防後坡開始種花草。比較困難是防洪牆，變水泥，最大的問題是台北盆地的地質非常惡劣、土石非常鬆軟，所以防洪牆下必須打基樁。一般打基樁是20公尺、最高有到38公尺，每隔2公尺打一個。當初打樁的時候，因為靠近都市不能隨意工作，會被抗議，為此民國70、80年從日本引進低噪音工法。居民的抗議事件對工程雖有阻礙，仍一一克服解決。像新莊有派人來抗議，我們就儘量爭取時間協調。那時用的工法，土容易分離時一般用外掘法，旋轉下去然後抽出來，打混凝土。另外一種是內掘法，遇到軟弱地層，50公分樁裝上30公分的樁心，特點是發現不夠長時可以再接。需要運土到工地，運輸過程只能到15公尺左右，太長會妨礙交通。
河川地與堤後坡的綠化
一個工程在做完以後，應考慮到對地方的幫助有多少。我當了15年處長，同時也擔任約13年半的台北縣政府都市計畫委員。台北縣有一個特殊的地方是，都市發展是因人的遷居而形成，並無整體的都市計畫。那時我當都市計畫委員，便深深感受到，在三重、新莊、板橋一帶，最起碼的如公園、綠地等，還不足350公頃，就一個孩子的正常發展而言，幾乎整天看不到一棵樹，當時台北縣還發生了幾起重大案件，我想都與缺乏自然陶冶有些關係。基於這個想法，我執行台北防洪時便時時考慮要提供綠地給都市，用以補充都市計畫的不足。第一是改善交通，在堤防後面設快速道路，做60公里的堤防就開60公里的道路。第二是提供人活動空間，沒有全部開放，也許寬200公尺只開放兩邊80-120公尺當運動場，另外的空間則保留原狀做生態區。現在大家常說台北市雁鴨公園，其實最好的是在對岸，從華江橋到新海橋，有幾百頃的保護區。為了人與動物共存，我儘量做自然斜坡讓生物棲息，從大漢橋到江子翠、永和秀朗橋、三重蘆洲，整個開闢公園。我那時為什麼到縣政府，一方面因為縣長尤清連續請了八、九次，另一方面是因為，我認為河川的綠美化與生態化應該也是水利工作的一個延伸，所以毅然跳槽到縣政府完成這項工程。在縣政府的兩年裡，我把這個計畫付諸實行，後來的蘇貞昌也是援例。台北縣最大的建設是腳踏車步道幾十公里，可以從浮州橋騎到秀朗橋。早期人們以填飽肚子為主要考量，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漸漸重視生活品質，慢慢地愈來愈多人會到河堤公園來散步、打球。現在大約300公頃，當初我提供的規劃裏，包括疏洪道的部分有700公頃。
我做的很多工作可說是水利局的先鋒。如河川地的綠化、堤後坡的美化，剛開始水利局很不認同，認為做到不淹水即可、怪我多管閒事。我說，我正式設計就是這樣，東西到了局裏後退回來，我就說，你等著瞧，以後誰下這個決定誰就要負責。因為我出了名的兇，後來沒人敢反對。結果我做下去後，台中大里溪也模仿我們。當時他們做了三面混凝土，曬得旁邊人受不了，縣議會要求改善，當地省議員提出時，那時黃金山當我們的總工程司，他說：這樣不行！以後河川堤防的綠化與堤前高灘地的美化利用，要好好地併到防洪工程裡。那時局長就說：還是老許聰明，事先做好了等他，這樣已經過了七年。現在的河川地綠美化就是起於那時，因為我從小鄉下長大，第一志願是學水利，大概對這方面比較敏感。生態工法我事先都已考慮，雖然那時沒有生態工法這個名詞。
將來的營運管理
現在(按：訪談當時)的管理營運在防洪部分沒有問題，因為我們的堤防是特殊設計且提高標準，堤防本身沒有問題。但當初水利局負責堤防、住都局負責排水、公路局負責橋樑，分工雖是照本身業務範圍，我覺得這是一大敗筆，橋樑、防洪、排水本來就應該統籌一起，不能分開。台北地區的排水很特殊，地勢很低，完全要靠抽水，但抽水站常常都是等到洪水來的時候壞掉當機，而且抽水站的排水標準對防洪來講顯然偏低，稍微洪水來就跑不及，這是一大原因。
至於將來如何處理，我想除了縣政府要加強抽水站的管理外，堤外用地應該加強互動鼓勵民眾利用、儘量保留生態區原有面貌。將來要永續經營，最重要的還是淡水河的水質。現在台北市的污水處理差不多完成，台北縣完成的基數則相當低，家庭污水、工廠污水都排到河裏。這點如果能改善的話，我想再花一點人力物力，把這些污染清除，讓水能乾淨。世界上的偉大都市都是因為有美麗的河川，如萊茵河、泰晤士河、馬賽河，希望將來淡水河也讓台北市變偉大。
人定不能勝天
對我而言，從防洪、排水、橋樑到河川地、河濱公園的開發，這個計畫是相當成功。但內心深處，我卻覺得這是一件相當痛苦的工作。我記得我到台大演講時，我說當初核定這個計畫是台大的徐世大教授，他是從黃河開始做到石門水庫的知名專家。(當時唸研究所不像現在那麼多，我們那一期只有兩個，只有我真正走學術的路。)他說他這輩子最大的遺憾，是他認可核定這個台北防洪計畫，那時行政院有個專案小組，他是召集人。我去演講時說，如果徐老師知道他的學生今天要負責去施工這個計畫，他可能在墳墓裡還會痛哭。由此我感觸良多，我感覺人不能勝天，但是水利局到現在還不承認這點。不論是河川還是海堤，我相信這個計畫大概是空前或絕後，基隆河不算，光是三期計畫就花了約1,200億。另外我拆了2萬戶的房子、包括工廠，每一戶以5人來算，約迫使十萬人離開。我總覺得，應該事先好好規劃，政府應該走在前頭。從事水利工作至今50年，我還是覺得人不能勝天。
拆遷房子時，到最後我豁出去，非執行不可，因為水利局長說最後剩西盛那邊2公里要封口。居民不准我拆房子、連我頂頭上司省政府都不准，但是我硬拆，因為不拆的話，萬一水灌進來會更慘。台北防洪是台灣第一次民眾自力救濟的開始，第一個被打的政府官員也是我，手、腳、臉被抓的一塌糊塗。我開始認為我像岳飛接了十二道金牌，因為那時省府要我不拆，但行政院要我來拆，省府陽奉陰違。除了被打以外，執行公權力時，平常出去後面要帶四個警察保護，最後做板橋堤防，保鑣警察都要帶著手槍，只要我出動，就24小時保護。因為有情資說有人要暗殺我。所以回想起來，這是一個相當痛苦的經驗。
1.本文引用自「97年度經濟部水利署文化性資產口述歷史委託服務計畫」
2.口述歷史係當事人對歷史之陳述，不代表水利署之立場